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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是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法律就是国家的神经系统,没有一部好的法律,国家就如同神精衰弱、精神恍惚的躯体,上下五千年来,大汉民族从来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而且因为立法不清晰,导致执法时缺少依据,执法不严,给某些人特别是权贵们造成钻法律空子的机会,所以吕布觉得,必须要彻底都法制改革才能保证国家未来健康持久的发展。
吕布看过太多无法可循、有法不依进而上梁不正下梁歪进而乱糟糟垮台完事的朝代,法律要想存在的有意义,首先要有根本大法《宪法》作支撑,一个视宪政为猛虎野兽的地方,奢谈法制岂不是与虎谋皮,其次是最高统治者能严格遵守法律,自己都不遵法,甚至庇护身边的亲信权贵,那这个国家管保乱套,长久不了。
幸得吕布的灵魂是二十一世纪的吊丝,在那一世循规蹈矩惯了,也享受到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对民众的好处,也见识了东汉末年法律废弛的严重恶果,更清楚地认知到,东汉之所以垮掉的一大原因是对世家权贵的纵容,吕布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被轻易葬送,所以他暗下决心,从自己做起,不做凌驾法律的事情,不包庇自己的家属,当皇帝都遵纪守法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法律才能真正被全体国民所尊重。
吕布努力回想他在二十一世纪时所知道的法律条文。包括中外古今各种法律,大陆条文法和成例法两种形式的,他悲哀地发现,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还是更健全一些,更值得参照,因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都是建立在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上的,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总统在办公室里跟实习生暧昧也要接受独立检察官的指控,要接受弹劾。有了这样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共识,法律体系的健全便可想而知。
当然,欧美发达国家法律之所以健全之所以能够被全社会所遵守,就是因为一开始制定的时候就广泛征求民意,反应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能切实保证广大民众的人权,而不是为了少数权贵服务去限制约束广大民众权利的,建立在全民认同基础的法律才可以长久,这是吕布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吕布在《大中华宪章》里规定所有法律都必须要经过国家议政院三分之二议政员通过才能生效,那些诸如《刑法》、《民法》之类的重要法律要经过全民公投,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民众认可,方能生效。各个部门制定的部门法规、各个地方官府制定的地方法规也必须要经过当地议政院三分之二议政员通过方能生效。
如果法律法规不能通过,各级议政院有权督促各级官府司法部门修正该法律法规直至通过,如果有关部门未能在规定时间完成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该部门司法负责官员必须引咎辞职。
在中华帝国开国之前。法律实践都是有罪推定,只要有人起诉被告人有罪,司法机关就假定被告人有罪,把被告人关押起来。被告人的家属必须要找到证明被告人清白的证据去洗脱自己,而相关的办案人员则一直追查被告人的犯罪证据。将自己办案经验的滥用,很多刑事侦查的办案人员,特别是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容易迷信自己的办案经验,在接触一起案件时,不仔细研究案子本身的特殊性和不同案件之间的差异性,而是根据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式,依靠主观印象有选择地去认定案件事实,忽视了定罪量刑的最基本依据—证据,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有罪推定是一种严重错误的职业心理,它会让办案人员忽视客观真相,只认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有时甚至对送到眼前的无罪证据都置之不理,最终造成冤案。
吕布在《宪法》里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司法侦查原则,给予一条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在《刑事诉讼法》里做了详细规定,在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只有法院有权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所以在法院未判决之前,任何司法机关逮捕的嫌犯都只能以提起公诉为界,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司法机关在侦查阶段,应该客观地收集各种证据,而不是给任何人定罪。
吕布为了保证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不让冤案频发,特别制定了严格的司法人员渎职惩罚法案和国家赔偿法案,一旦公民受冤,国家赔偿之外,还将那渎职的司法人员的家产查抄出来弥补给对方。
吕布发现,中华五千年来,司法官僚的权限太大了,自由裁量权力太大了,司法腐败就会愈演愈烈,所以他吸取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了陪审团制度,议政员都是陪审员,每次开庭都必须要有九名陪审员在场,必须要有民众旁听,法官的判决结果如何,三分之二陪审员通过才能确认,如果不通过必须重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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